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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猥琐发育」的印度电竞

根据新华网记者18年前的一篇报道记载,截至2004年3月,印度全国仅有1127万台电脑,人均持有0.09台。这其中,商用电脑为888万台,家用电脑为239万台,总体普及率仅为1%。

同一年,中国电竞选手李晓峰(SKY)应邀加入位于北京的HUNTER电竞俱乐部,正式开始了WAR3职业生涯。一年之后,李晓峰已经身披中国国旗,拿下了WCG世界总决赛冠军。

初期硬件普及率低和互联网基建的贫瘠,只是印度电竞身上最容易打破的枷锁。种姓制度、官僚、贫富差距、腐败,这些社会问题和意识形态上的桎梏才是制约印度电竞发展的最大因素。

回顾过去的十年,中国电竞做得最多的一件事,是拥抱传统体育。通过长时间的努力,电子竞技在中国一步步被认可为体育运动,最终将8个项目送进了亚运会。

如果说拥抱传统体育是电竞去污名化的必经之路,那么印度电竞面前的这条路是令人绝望的。因为意识形态的落后,在印度体育本身也在经受着某种程度的污名化。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给印度电竞这个抓了一手烂牌的新玩家一些肯定。在近十年的努力下,印度电竞产业中的某些东西逐渐活了起来。一些冰川正在融化,一些力量正在试图建立新秩序。

根据美国研究机构世界人口综述(World Population Review)今年公布的数据,印度在2021年总人口超过14亿,直逼我国的14.13亿;其中印度25岁以下人口超过6亿人,人口年龄中位数为25.1岁。从这个角度来看,印度是一个年轻的古国。

另一方面,2021年印度GDP首次突破三万亿美元,达到3.08万亿美元。GDP增速达8.1%,几乎与我国持平。在被新冠肺炎疫情打回原形之前,印度GDP一度超越英法,成为了全球第五大经济体。

这些数据仅是近年来印度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虽然俄乌冲突、新冠疫情导致的高通胀影响印度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纵观近几年来的数据可以得出,印度经济一直处于稳步上升的节奏。

这样看来,印度拥有电子竞技发展的两大红利:年轻人口众多,且经济水平一路上行,这是绝大多数地区电竞产业发展的主要先决条件。

但实际情况是,印度电竞产业仍处于极其初级的阶段,几乎不存在有影响力的电竞赛事,也没有国际知名的电竞榜样。在整体发展上,印度电竞根本无法与中美韩相提并论。而印度之所以是这样一个「电竞荒漠」,主要出于以下几重阻碍。

虽然处于经济上行期,但印度的GDP增长多来源自人口基数增长,居民可支配收入仍处于一个极低的水平。根据世界不平等报告(World Inequity Report 2022)此前公布的数据,印度2021年人(成年受雇者)年均收入为204200卢比,折合人民币约为17074元。

如果将调查范围放大,这个数字只会更小。横向对比同期亚洲其它几大经济体,日本2021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9.9万元人民币、韩国2021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7万人民币。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地区东京都区(12.37万元)与最低的地区北九州市(8.32万元)之间相差不足1.5倍。而根据世界不平等报告(World Inequity Report 2022)于去年12月公布的数据,印度22%的财富掌握在1%的人手中,而收入最低的50%民众仅拥有总收入的13%。

如图所示,2021年印度的贫富差距甚至大于1900年。而1900年的印度,还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图片截取自World Inequity Report 2022。

这样的贫富差距也就意味着,绝大多数的印度年轻人无暇消费对时间、硬件有门槛的硬核电竞,这也成为了将庞大人口基数转化为电竞受众的第一道坎。

第二重阻碍,在于印度这个国家对待电子竞技的态度上。与我国不同,电子竞技在印度仍未被官方视做一项体育运动。而许多印度家庭对于电子竞技的态度也十分抵触,仍停留在电竞是一项「玩物丧志的孩童游戏」上。

事实上,印度社会对电竞的偏见,和印度政府对电竞的不认可正让这项运动走入一个死循环。

印度政府不认可电竞选手为「运动员」,也就意味着他们无法享受印度运动员同等的权益和保障,以及方便运动员赛训的特殊通道。

无法成为官方认证的运动员,印度电竞选手就无法获得特殊参赛签证,参与全球性赛事。同样,印度也未对任何国家开放类似的签证。而在美国,外籍电竞选手可以申请电竞赛事专用的P-1签证,赴美参赛。

此外,印度政府还会向一些传统体育运动员提供「公职」奖励。这些职务包括铁道部、国有银行、甚至国家官僚机构。例如,去年在东京奥运会上获得金牌的标枪运动员尼拉吉·乔普拉(Neeraj Chopra)就获得了一份印度一级政府机关工作的「奖励」。无法被认可为运动员,也就与这些奖励无缘。

事实上,并非乔普拉这样凤毛麟角的运动员才能获得印度政府的公职保障。印度金达尔全球法学院(Jindal Global Law School,印度排名第一的法学院)教授Shaun Star曾在论文中指出,印度政府为绝大多数的印度田径、游泳甚至拳击运动员预留了公职配额。

在印度,这样一个公务员职位甚至要比职业体育运动员还要令人羡慕。因为公务员身份,能够帮助印度一些低种姓出身的国民实现阶级跃迁。

在去年10月份刚结束的印度公务员考试中,印度全国大约有97万人参加了此次考试,而实际录取的仅有712人,招录率为0.07%。横向对比我国,2021年公务员国考总报考人数为125万人,招录率为15%。

另一方面,印度公职人员的收入也在本国属于头一档。根据国外收入统计网站SalaryExpert公布的数据,印度运动员的平均年薪为423560卢比(约合35000元人民币),一名普通印度奥里萨邦(Odisha)议员的收入是这个数字的三倍左右,而奥利萨邦议员的工资是同级别当中最低的。

以上这点也说明了,为什么一个公务员身份的奖励对印度运动员来说如此重要——即便是一些低级的公务员岗位,对他们来说也意味着一份极其稳定且无需投入过多的额外收入。

而与之相对的,印度电竞选手无法享受上述运动员享有的一切保障和福利,类似球员工会之类的维权组织更无从谈起。如若遇到不公平待遇,只能自己维权。在印度本身就是的电竞选手们在无法依靠组织力量的情况下,维权的难度可想而知。

这也是为什么,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中,电竞选手这份职业很难获得传统印度家庭的认可,在绝大多数印度普通家庭来的眼中,职业电竞是一条毫无前途的死路。事实上在印度,哪怕国动板球也仅仅是被看作一种娱乐,绝大多数印度家庭仍拒绝将体育(或是电竞)视作一种职业。

政府支持的缺失和电竞本身自带的娱乐属性让注重传统的印度家庭们对其弃如敝履,而民间的这种态度,也让电竞获得官方认可的日子更加遥遥无期,而直到2016年,印度才诞生了史上首位电竞职业选手 桑塔努·巴苏(Santanu Basu)。

Basu于1986年出生于加尔各答,幼年因病长期卧床,与电竞结缘,梦想职业赛场。

然而Basu所处的,是一个被他治疗费用榨干,并且极其典型的印度传统家庭。不出意料,Basu的电竞梦想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

2007年,与家人谈判无果的Basu拖着虚弱的病体独自离家前往孟买,露宿街头三日后,终于赶上了那年WCG 2007电竞赛事的末班车。

就此,Basu走上了职业电竞之路,在28岁那年收到了来自美国节奏风暴的橄榄枝,成为了印度史上第一位电竞职业选手。2014年,他还曾来到中国义乌,在IET的FIFA Online 3比赛中获得第四名,赢得了2000美元奖金。

囊中羞涩、家庭反对、政府漠视,是印度电竞少年们所面临的常态。在看过了Basu的故事之后,印度炉石传说选手蒂瑟·梅塔(Tirth Mehta)自费出征2018雅加达亚运会的故事也就显得没有那么不可思议了。

梅塔和巴苏的选择有着极高的相似性:在无法获得家庭/国家支持的情况下,作为印度电竞人的他们做到了仅依靠自己的力量「走出去」。

意识形态和制度上落后,互联网基建起步晚是制约印度电竞发展的两大阻力。虽然根深蒂固的民族观念和政府的态度无法在一朝一夕之间改变,但巴苏和梅塔的故事却给这块电竞荒漠带来了一丝希望。

更令巴苏和梅塔们振奋的是,近十年来印度在基础建设上的投入开始收获回报。这其中,电竞也是直接收益者之一。

2014年5月,印度人民党赢得大选,纳伦德拉·莫迪上任印度总理,并连任至今。在那个时候,印度互联网基建的水平大概与中国2000年至2005年的水平持平,甚至更低。

莫迪上任之后便开始推行「印度制造」概念,同时提出「数字印度」战略,重点发展基础设施、数字网络、劳动密集型制造等行业,转变基本依赖服务业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莫迪在「印度制造」和「数字印度」上的投入最终收获了三个结果。

首先,随着互联网基建逐步完善,印度互联网普及程度提升。截至2021年1月,印度互联网用户已达7.76亿。值得注意的是,在这7.76亿互联网用户中,仅有不到3%(约2200万)的用户通过固网宽带接入,移动网络用户占比超过了95%。

印度民间移动运营商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Reliance jio、Reliance com、Bharti Airtel和来自英国的沃达丰公司占据了近九成的市场份额,而BSNL和MTNL这两家国有运营商仅占10%左右。

在2020年,Reliance Jio还和芯片厂商Mediatek一起,举办了一次为期70天的电竞赛事Gaming Masters,这项赛事在流媒体平台上的观看次数超过了1000万。

其次,互联网基建为印度互联网公司大潮提供了必要的条件。2021年,印度版「饿了么」外卖平台Zomato、在线购物Flipkart、在线支付平台PayTm(蚂蚁金服、软银曾领投过Paytm 10亿美元融资,后面要考)已经在推进上市。

反映在电竞游戏领域,印度现在已经有400多家游戏公司和90个游戏开发设施。其中印度最大的手游公司Naraza于2017计划IPO,其估值达到了35亿美元。此外,为了应对游戏行业的潜力,全国各地的学校都在提供技术课程,培养游戏开发者和设计师,为印度电竞游戏产业积累了人才储备。

印度互联网红利的到来,也吸引了众多海外企业的目光。而「引进来」,是莫迪「数字印度」战略最重要的一步。

中国的小米、REALME、OPPO、VIVO等手机品牌纷纷来到印度。截至2021年年初,他们在印度手机销量排行榜前五中占据了四个席位。而随着平价智能手机普及率提升,手机流量费用也开始降低。随之风靡印度短视频平台,也为电竞内容提供了新的载体。

电竞游戏产业方面,拳头游戏于2017年增设了印度分部(尽管至今我们仍未能看到英雄联盟印度赛区)。

而印度最大的电竞公司Nodwin Gaming于去年年初获得了来自韩国魁匠团(KRAFTON)的2250万美元投资。2019年,这家公司曾一手将国际电竞赛事ESL的DOTA2项目首次带到了印度孟买。

上文提到的,与电竞互动频繁手机运营商Reliance Jio在2020年获得了Facebook的57亿美元注资之后,估值也来到了659.5亿美元。

总的来看,莫迪最初对于「数字印度」战略在互联网基建方面的设想基本实现了。而作为「数字印度」的直接受益者之一,印度电竞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孵化出了属于自己的特色。

平价智能手机的普及和低廉的网络费用对比印度PC产业的羸弱,注定了印度电竞会向着移动端倾斜,最终跳过了桌面PC时代,直接进入了移动游戏时代。

全球最廉价移动流量排行,图中高亮为中国(17)和印度(28)。美国和韩国分别排在154位和180位。数据来源:uk

印度游戏电竞游戏产业的这种特点,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印度玩家的消费习惯。在印度,最火的游戏品类是休闲游戏、真金游戏、和体育模拟类游戏。

根据毕马威在2021年6月发布的《印度在线休闲游戏报告》中表示,印度休闲游戏2021年总营收为600亿印度卢比(8.08亿美元)。

这些游戏收入主要靠在线%的收入来自消费者支出。同样,87%的休闲游戏用户选择移动平台,PC端用户仅占9%,主机端用户只有4%。

而以真金游戏为主要卖点的印度移动电竞平台Mobile Premier League(MPL)在去年9月获得了一笔1.5亿美元的E轮融资。

简单来看,MPL是一个游戏匹配平台,用户可以在上面参加和组织各类赛事。当比赛结束之后获胜者可以立即通过Paytm、统一支付接口(UPI)或是银行转账等渠道获得奖金兑现——前文提到的吃满了印度互联网红利的Paytm在MPL的体系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休闲游戏之外,PUBGM可以说是印度影响力最大、距离硬核电竞最近的一款游戏。这款游戏发行仅仅11天便在当地市场收割3400万注册用户,日活跃用户(DAU)达到1600万,最高同时在线年PUBGM俱乐部公开赛Youtube官方频道印地语直播的收看次数高达380万次,远超英文直播流的180万次。

值得注意的是,自2020年中印冲突后,包括PUBGM在内的118款中国移动应用在印度被强制下架。自PUBGM下架并以Battlegrounds Mobile India(BGMI)这个新名字重新上架的九个月间,印度玩家们的注意力逐渐转移到了彩虹六号、Valorant、Apex英雄等PC端游戏上。

虽然这些PC游戏在印度的玩家群体规模仍然有限,但越来越多的印度玩家开始选择观看这些游戏的电竞赛事。

也许正因如此,拳头游戏才在去年开始接触印度Valorant战队,考虑给予他们参与Valorant冠军巡回赛的资格。很显然,这个契机让跳过了PC游戏时代的印度玩家们重新拾起了对PC游戏的兴趣,更多敏锐的PC游戏厂商们也将重新审视印度市场。

现如今在任何中文搜索引擎中敲出「印度电竞」四个字,你看到的大多讯息仍会是IGC印度游戏嘉年华大丑闻、M5战队在印度钱包失窃、或是「word.exe」作弊事件之类的负面新闻。在中国玩家们的语境中,印度电竞通常会作为笑柄和段子的形象出现。

国内视角对于印度电竞的看法,与中国国民对印度这个国家的长期观感如出一辙:肮脏、混乱、落后。公平尚且无法保证,专业性更无从谈起。

因为一些国际原因,中国民众很难对印度这个国家抱有好感。但若要真正客观地了解印度电竞的全貌,我们不妨先摘下民族滤镜,重新审视电子竞技这项年轻运动如何在这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艰难的成长着。

相信假以时日,印度电竞也会诞生更多的巴苏和梅塔,届时中国的电竞选手们也会有更多的机会在更大的国际电竞舞台上,碰到印度这个不怎么友好,却又韧性十足的邻居。